理解社會的傷：從「我」走向「我們」

前言：

當我們看待創傷對人的影響時，應嘗試戴起「整體觀」的眼鏡，用宏觀的視角與微觀的感受力，理解創傷對個人乃至於社群而言的意義。

撰文/黃于真

「我」何以成為我

我們從生命的初始就無可避免地與所處的環境互動……先是胚胎與子宮，接著是新生兒與接生的處所，然後是一路成長而接觸到的人事時地物，種種交織出不可計數的組合，也因人的意識而有著千百萬種的詮釋。

阿德勒心理學中提到，一個人的人生需併入社會關係脈絡一起檢視。因此，出生序、家庭氣氛、家庭星座、早期回憶、教養方式、家庭的價值觀、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，甚至成長背景中的機會與資源等等面向，都將作為了解一個人的材料，同時也更強調一個人自我概念的形成，這取決於他如何運用這些生命的材料，並為自己所用，且比起分析，更重要的在於他如何感知社會、和社會互動。

同理，當我們看待創傷對人的影響時，不僅僅只是直線性的認為它必然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，而是嘗試戴起「整體觀」的眼鏡，用宏觀的視角，與微觀的感受力，理解創傷對個人乃至於社群而言，它可能代表什麼意義？所帶來的是「傷」，還是同時伴隨著復原力與生命韌性萌芽的機會？   

成為從個體到群體的創傷知情者

談創傷知情時，很多時候會先探討創傷對個人產生哪些作用，以及從當事人擴展到他所處的家庭環境、社群與生活圈搜集資訊。我們每個人大抵都帶著世代間的傳承在生活著，然而隨著時代的推進，家的規模與型態均出現改變，「家」逐漸演變為很小也各自獨立的單位，使得我們不太有機會發展追溯自己的家族淵源，進而認識到自身的基因中，正傳承著哪些故事。

在臺灣，我們有著長久遭受不同政權殖民的歷史，不單單只有早已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民，接續還有帶著不同的背景因素來到臺灣落地生根的族群，他們可能曾是被邊緣化、受壓迫、不被看見的群體，使得他們個人或群體間多少帶著過去百年來累積的傷痛，這些創傷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後代，而這也呼應到阿德勒心理學在「家庭星座」的運用，往往希望能在核心家庭之外，再探索至少三代間（或甚至更多）的故事和關係，因為這更能鳥瞰世代間的動力，如何構築一個人看待自己與生命的態度，以及面對困境時所採取的行動策略。

       胡嘉琪心理師的《從聽故事開始療癒：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旅》書中談到「隱微創傷」一詞，是指性別、種族、階級、年齡等弱勢族群，因為經年累月面對各種歧視、排擠、誤解、忽略、剝削、被迫遷移、情緒虐待、資源缺乏等壓迫而累積的創傷反應。這類創傷通常不令人感覺急迫、具高度的威脅性，因此容易被忽略，甚至可能受到影響而不自知。筆者長期生活在部落，參與部落公共事務、文化學習，發現在部落更能明顯感受到個體、群體與歷史洪流間的情感交織。

歷史與社會帶來的傷痕

原住民在400餘年前，開始受到外來政權輪番的統治，從這塊土地的主權者，淪為如他者般的客體，他們的語言、文化或祭儀等，在社會制度中被視為不正確、不被允許的，在長久的政治正確治理下，這些生活慣習與智慧也逐漸成為無用的存在……嘗試想像一下，當我們無法用自己本然的面貌生活時，對自身的認識將從何而來？它將帶來什麼樣的創傷？這樣的創傷可能被如何傳承下去？

自1984年起，由一群原住民的知識分子發起的「原住民族正名運動」，倡議以「原住民」取代被社會所決定的稱呼「山胞」。看似更改名稱的小事，實則是具有高度社會情懷的一群人正在用行動，超越壓迫與剝削所帶來的創傷，讓族人們在這塊土地上感受到隸屬。然而，積累在群體意識中的創傷，並非一場正名運動就足以復原的。因為原住民族在現行社會制度中，仍是邊緣的群體，舉凡話語權、土地權、參政權、教育權或工作權等，即使到了現在，距離「對等」與「平等」仍有很長的距離。

筆者現為部落青年組織的幹部之一，有機會深入探尋部落的歷史脈絡，與青年們共同經歷尋根的歷程，深刻感受到當族人們在述說自身的生命經驗時，自然而然地會扣合他們的遷移史，傳達著那些歷史如何真實地被刻畫在他們的記憶裡。由於每個部落是由許多家族組成，各個家族也有其自身的變遷更迭，家族中的每個家庭更有其後來的發展，更遑論個人的主觀會怎麼闡述他的經驗。因此在田調時，會聽見一個史實可能具有不同的詮釋與視角，每個人的詮釋與視角會造就他所關注的面向，進而在社會網絡中出現不同的敘說方式，並且在世代間延續，使得歷史記憶可能出現差異，對集體記憶的認同也可能產生相互交錯與影響。而這時常會讓筆者不禁思考，阿德勒所談的「早期回憶」，著重的並非探究回憶是虛是實，而是去理解說者建構出的回憶背後，對他而言是什麼意義。因此，若放大到個體對群體的早期回憶來看，是否能夠讓我們更具系統觀的理解與關懷所處的社會？

說到歷史與群體記憶跟創傷的關聯，國外有不少研究探討此議題，並且從中延伸出歷史殖民壓迫對當代原住民族健康的影響。在國內，臺大社工系教授Ciwang Teyra也有諸多的研究與論述，身為原住民，他更有機會貼近部落的真實狀態，透過部落田調，了解到現代原住民過量飲酒的現象，是他們面對創傷跟適應壓力的方法之一，他看見「歷史創傷」的壓力會透過個人、家庭跟部落，形成代間傳遞，跳脫以個人因素看待原住民飲酒現象的觀點。

雖然歷史造成的創傷已是過往，但當跨世代的創傷沒有機會好好被了解、療癒，而現代社會的制度與人際互動間的不平等仍然存在，這些過去由口傳或親身經歷的記憶，難免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個體對事件產生的壓力與感受。

創傷中的創造性能量

談到創傷的修復，有時令人束手無策，我們無法回到過去重新再來一遍，因此「理解創傷」、「正視創傷的存在」就顯得格外重要。不只是原住民族，臺灣這塊土地上有著多元的族群共生、共存，如今更有許多跨國婚姻的族群一代一代在此落地生根，這些交互在個體與群體間的記憶，仍會隨著時代演變繼續堆疊著。

筆者在諮商輔導的工作經驗中，看見有人讓創傷成為其生命的主題，停滯不前，也有人不甘心受傷痕桎梏，盡力衝破枷鎖。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，也有能力書寫自己的歷史，如同阿德勒說的：「人生的重點並不在於一個人遺傳了什麼，而是他如何處理他的傳承。」這告訴我們，人不會被過去所決定，傷痕的存在不會只有苦難的選項。復原力是因著創傷而生的勇氣，它是在克服種種困難與挑戰的過程中，逐漸長成的身心資源，是生命奮鬥的力量，如同阿德勒心理學所稱的「創造性能量」。這讓我們有機會去相信，即使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很難不受傷，但你怎麼看、怎麼感受、怎麼回應、怎麼走自己的下一步，才是走向療癒的關鍵。